机关效能建设
 
效能建设制度
关于阅读《中国青年报》两篇报道的通知
 
              关于阅读《中国青年报》两篇报道的通知

机关各部门,各学院:

中国青年报329日、412日,先后刊发了《青年人文学者做学问咋就这么难》、《一个青年教师的“换章记”》两篇报道,反映了某些高校机关服务工作存在的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问题,这对于我们抓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现转摘给大家阅读。

机关各部门、各学院要根据学校机关效能工作部署,在制定机关对外服务项目指南中,本着“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原则,着眼于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广大师生医护员工,对现行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完善,使学校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人性化。

 

                    福建医科大学机关效能工作小组

                      0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个青年教师的换章记”

本报记者 周凯 实习生 陈竹 《 中国青年报 》

2011041203 版)

本报329日刊发的报道《青年人文学者做学问咋就这么难》提到繁琐的财务报销制度让高校青年教师饱受煎熬,引起了很多大学教师的共鸣。一些教师纷纷致电本报记者和编辑,表示大学里科研项目报销程序繁琐、行政化严重的问题,已经成为教学科研工作中难以绕过的“壁垒”。

上海一位32岁的大学教师还主动约见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一个科研项目结项的全过程。虽然他已经将这些程序视为平常,但对遇到的一些困难仍然表示“痛恨”和“无语”。跑行政部门不仅占用时间和精力,而且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通常态度不好,效率不高,导致过程拖沓,原本在一天之内能完成的程序要拖到好几天甚至一周。

以下是这名教师的自述。

历时三年,人生中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终于到了结项的时候。

要想结项,先得结清账。拿着最后一次的经费报销单来到财务处报销大厅,大门虚掩,外面已有不少人坐等了。推开门一看,里面几个老师聊天儿聊得正欢。

走到柜台前,没人理我。把装在信封里的一大堆发票、经费本、表格递过去,财务人员头也不抬:“我们还没上班。”

一看表,果然还不到下午130分,排号机也没开。罢了,先去图书馆借本书。

拿着书归来,正好140分。一进大厅,吓了一大跳,座位上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几个人站着。在排号机取了号,前面已经有一二十人了。如今,不排队办不成事啊。

等了半个多小时轮到我,财务人员一张张发票看过来,挑出不符合规范的,“这两张不是正规发票,这张抬头有问题,这张缺签名。”

原定给参与项目学生的劳务费用也被退了回来。原来,学校最近在抓教师用科研经费洗钱,为防止将科研经费以酬劳的形式先打入学生学号对应的银行卡里,再取出来自用,现在一律禁止入银行卡,只能打入学生饭卡里。

没办法,只好又回去搜刮学生的发票,以报销的形式分发酬劳。学生饭卡的最高额度是1000元,多出则会爆掉,这样还得分几次打入,学生也不高兴,有好几个快毕业了,那么多饭钱哪吃得完?

发票报销的规定则是餐饮类不能超过15%,其余必须是图书、办公用品和打车票。学生平时都舍不得打车,买得最多的还是书。自从做了这个项目,他们也都养成了攒发票的习惯。不仅如此,几个学生还都把每个项目成员的签名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免我们出国时诸多不便,让他们代签就好……

当然,社会缺乏诚信制度,教授洗钱也是确有其事,也不能怪学校加强管理。

发票终于搞定,再去财务处做项目的经费决算。之前看到通知说拿决算表去财务处盖章即可,就到常去的管理处询问。

“要盖财务处长章。”办公桌前的女老师看到我手里的表,还没等我开口就说。

“财务处长章怎么盖?”

“去院系科研秘书那里领盖章申请表,盖院系的章,再来财务处管理科盖章,再去换财务处处长章。”

如此纠结,只得又跑回系里行政办公室。科研秘书不在,原来去开会了,估计今天下午不会再回办公室,只能明天再去办。

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科研秘书。秘书找来找去,找不到官方的申请表模板了,于是重新设计打印了一份申请,盖好系里公章。

又进财务处。管理科的人一看申请,嘟囔了一句,“怎么不用我们的模板?现在的院系秘书真是……”

抱怨归抱怨,最后还是给盖上了,嘱咐我用这个章去走廊尽头的财务处长室换章。

处长室里面没处长,只有两个面色凝重的行政人员,把我的表收了,一句话没说,在经费表上盖上了处长章。

把盖有处长章的决算表拿回去,这次又加盖了一个财务处公章,财务处这一趟算是跑完了。下一步是到审计处做经费审计。

穿过阳光明媚的校园,来到学校另一端的审计处。经常搞不懂为什么各个行政部门,特别是经常做连锁业务的部门离得那么远?这应该也是大学特色之一。

推开门,审计处的工作人员看见我是来做结项审计,没抬头没说话,径直一指门口。

走到门口一看,贴了一张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经费审计流程。

粗粗看了下,流程同财务处基本如出一辙,先填好申请表,表上需要审计处处长章和审计处公章各一枚,同样也是拿院系章来换。

敢情公章都是用来换的,院系章换处长章,再换公章,跟世博会一样,用城市馆章换国家馆章。

这次学聪明了,回院系找科研秘书多打了几份表,分别盖上章,为换章备用。

结果拿好表回来,竟吃了闭门羹,审计处办公室的门锁上了。等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师开门,告诉我负责盖章的那位老师有事先走了,让我下午再来。

盖不到这个章,就换不到处长章。万一下午处长又有事先走怎么办?

没办法,又只能打道回府。卡着下午130分上班时间到审计处,换到两个章,圆满完成任务。

再拿出流程表来看,下一个任务是将财务处和审计处的表格拿去管理基金项目的科技处进行审核。

科技处又在另一栋小楼里,是申请各类基金和项目最经常打交道的部门。在楼道里偶遇系里另一位老师,是来做项目延期申请的,由于文章发表周期太长,成果出不来,只得向科技处打申请,再由科技处上报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他向我抱怨,其实文章是这个月新发的,网上能查到,杂志却还没到手,可截止日期逼近,不得不延期。

还好自己文章写得勤,运气也算好,有东西拿得出手。走到科技处,负责的老师又不在,向隔壁桌的老师打听,他皱着眉头将我的材料拿过去翻了翻,问我,“确定没问题了?”

我连忙答是,他从座位边抽过来一张纸,写上我的姓名情况等等,盖上章,嘱我去校长办公室。

定睛一看,这张纸原来还是个换章申请。

到了依然没有校长的校长办公室,一个依然面无表情的中年女老师将纸头端详来端详去,端详得我心里发毛,生怕又有哪里填错了盖错了。

还好没事,她把纸头插在一边的钢针上,钢针上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同样的申请。又拿起手边的章,郑重地在印泥上压了又压,对准我的结项表按了下去。

这一按,圆满了,说到底,前面那么多换来换去就是为了这个“xx大学”字样的鲜红的章,我重重地吐了口气。

走出行政楼大门,路旁的桃花已开始吐蕊,不知不觉春天已经到了。

回想当初申请时,绞尽脑汁地想一个吸引人的题目,把计划书写得有创新性、实用性、前瞻性,好像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就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每年一份进展报告,每年一份经费执行情况表,每年整理所有项目文章,每年都是厚厚一摞材料,拿着材料跑学校的各个衙门成为常态。随着世博会的结束,敲章、集章、换章并没有从此远离我的视线,“章”这个东西已经与我的科研、生活紧密相连,不时就需要拿出来演练一番;你怨,或者你怒,章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如今跑完这一趟,终于是大功告成,项目结了。比起三年前的兴奋,现在更多的是轻松。可是转念想想,接下来,该申请下一个项目了吧? 

 

 

 

青年人文学者做学问咋就这么难

实习生 陈竹 本报记者 周凯 《 中国青年报 》

20110329 03 版)

“这是一次和以往不一样的资助,以前我每次去报销时都饱受煎熬,一张张发票进行审查,这次直接把钱打到我们的卡里,感觉生命有了尊严。”322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45岁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安介生说完这番话,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也引发了坐在会议室里的其他49位复旦大学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共鸣。

50位青年学者获得了“复旦大学人文基金青年学者科研激励计划”的资助,平均每人每年6万元。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介绍,复旦大学人文基金是由复旦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共同出资6000万元人民币(分5年,每年1200万元)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重点扶持人文学科发展,给人文学者特殊的资助,改善目前人文学科经费短缺、资助渠道狭窄的状况。其中,有1500万元是用来奖励杰出青年学者的。

对于一名理工科学者来说,6万元并不算太多,人文学科则不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董少新将这笔钱称为“雪中送炭”。

单本书超过1000元就不能报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对学校的财务报销制度颇有微词。他自诩为书斋中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买书、藏书,然而,学校对教师购书报销有诸多规定。如果单本价格超过500元,需要登记,送到图书馆编目后再取回来;单本若超过1000元,就不能用发票报销。

而对于陈剑的研究领域来说,许多专业书籍都是善本、珍本影印本,动辄以千元、万元为单位,低于500元的很少。所以,每当买到新的材料,大家迫不及待要看时,却得先送去编目,“效率再高也会耽误看材料,我们搞文史哲的,把书视为生命,这样就是浪费生命。”

发票报销制度让不少爱书如命的人文学者们“深恶痛绝”,“学校这次为我们着想,在基金下拨方面省却了报销等种种让人讨厌的做法,给我们相应比较灵活的支配使用权”。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副教授卢丽安觉得“特别贴心”。

图书馆买本书可能要花上一年时间

和很多同事一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巍也准备将这6万元主要花在购买图书上,但他也在反思自己回国后的购书习惯:“有的书看到后一冲动就买下来了,但一翻就发现,相当一部分书并没有太大价值,有些浪费。”

张巍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国外著名大学都有一流的图书馆、有效的采购办法和流通机制,各种图书都能够事先在图书馆的架上看到,先翻一翻,就不会浪费经费再去买书了。

然而,张巍发现,现在学校和系里的图书馆虽有专门拨款,但书籍仍非常欠缺,采购周期也颇为漫长,“从我对书产生兴趣,到能够拿到手里阅读为止,往往要经过一年之久,当初的热情已丧失殆尽。”

张巍对图书馆的硬件也很不满,由于条件不够好,自己的学生都常说图书馆的环境不适合他们在那里苦读,他也很难鼓励学生整天待在图书馆里。

在德国留过学,现在也负责一间小小资料室的外文学院副教授刘炜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德国上学时,去图书馆读书是一件会被幸福感淹没的事情,而现在的学校图书馆硬件、软件都非常欠缺。”

“对于搞西学的人来说,这方面的需要比搞国学的更加突出,特别是西方图书都非常贵。”担任历史系图书馆咨询委员的张巍一直在呼吁关注图书馆建设,希望能在人文基金中拨出专款,为图书馆建设投入更多努力,“图书馆真的需要再好好改善一下,在各个方面朝国际一流图书馆的目标迈进。”

高房价阻碍“青椒”学术之路

“面对上海的高房价,对更年轻的、没有房子的青年人文学者来说,敢于待下来做人文学问是很艰难的事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认为,在上海,人文学科正面临着新的问题,人才发展面临挑战。“人文学科和别的学科不一样,学者的兴趣和事业高度一致,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生存环境却不允许你做;从而使很多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高房价而不得不放弃人文专业,转入其他二三线城市。”

被复旦大学从北京大学“挖”过来的陈剑教授坦承自己当年的心理状态:“以为搞古文字是很有学术含量的东西,在中国做到最好,就是世界最好;二三十岁北大博士毕业留校时,却发现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只能是学校和你讲条件,你不能和学校讲条件,很快就感受到生活压力,感受不到学校的支持。”

陈剑呼吁,政策应考虑向更为年轻的、真正的“青椒”(青年教师)倾斜,特别是本土、本校培养的人才,“要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觉得学校重视他们,而不是处于被忽略、自生自灭的状态。否则如果在学术上有成就,别的学校来挖他,他很快就走了,对学校没有任何感情。”

大学要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对这些建言,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也透露,在此次基金的评选中,要求是50岁以下,但有好几个45岁以上的老师,如中文系的傅杰教授、古籍所的陈正宏教授,却“让位”给了青年教师。50人的遴选也有意向45岁以下的教师倾斜,得到基金援助的教师中,1970年后出生的占25个,其中最年轻的是1982年出生的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则透露,为了表示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复旦大学获得的“985三期经费中,投入人文学科的比例将从“985二期的6%提高到18%,总额度将是原来的6.5倍。低收入青年教师的岗位津贴也将大幅提高,“我们充分理解青年教师的生活负担,青年教师的收入提升幅度会超过平均增幅,并向低收入者倾斜,收入越低提高越多。”

“这仍然不够,即使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青年教师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住房问题等还是在研究中。”杨玉良还透露,复旦大学将实现对院系的分类管理,根本改变教师的考核方式,把教师考核权利下放到院系,“如果让理科的人考核文科的人到底做得好不好,很多理科教师看不懂文科文章,以为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其实文科文章比一些所谓的SCI文章要难写得多。”

杨玉良表示,大学现在对学生的培养,要着眼于与20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这就要求大学认真思考,自己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应有的人文情怀和气质。他认为,增加国际交流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交流是解决国家间认知障碍最有效的方法。

杨玉良提出,应该让大学来承担向世界解读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在全球视野下建立一个宏大的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从而把中国人的观点、视角和建议告诉世界。这不是要输出思想和主义,但是要让外国人了解和理解我们,不让别人来误解中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而这批人应该是在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大学里产生的。”杨玉良说。